布鲁姆莱特

诗人（阿乙）

诗人

2011年2月1日

我有一双和父亲艾宏松一样的手，大得像作业本。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但总是提醒自己，不去殴打未来的孩子。我记得父亲甩七八岁的我耳光时响亮的声音。我的妈妈不敢阻拦。在他走后，我仰着脸抽鼻子，再也安抚不过来。因为他的苛刻，我变成一个自卑而勤奋的人。

我们极少交流。即使现在我三十五岁，也感觉彼此之间横着一堵墙，无法像朋友那样畅所欲言。我们总是说三两句就说完的事，然后再把这些事重复说几遍。我们从不去触及对方的灵魂。

我通过废弃衣柜上的画扉知道他攻过美术，通过我哥的名字（国光）知道他练习过口琴，通过留下老鼠嚼痕的《诗刊》杂志猜测他可能写过现代诗。通过这些一鳞片爪，我知道他曾经是强悍的文艺青年。但在后来的生活中他总是将这些东西评判为“玩物丧志”或“有什么用”，就好像它们是足以致命的病菌，会祸害我们一生。他将它们抹得一干二净。

也许一个人生存，他就可以维持这种文艺的爱好，但他照应的是我们一家九口人的生存。他成为开小卖部的生意人，后来开批发部、超市，将生意从乡村做到城镇、县城，在即将要去九江市发展时停止。我以为这里面存在着商业的理想，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仅仅因为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差，他想将我们转学，便放弃在横港乡培育多年的生意链，到县城角落租了间狭小的店面从头开始。他始终在用做生意维持我们家人吃饭、穿衣和出去应对朋友的尊严。

他的生意利润都是1%或3%，做得很苦。等到我们这些孩子在社会上各自有了归宿，他仍然在做生意。这时，他试图让在上海的长子和在北京的我能在高房价的现实面前获得起码的安定和尊严。他固执而认真，愿意将几十年的积蓄化成这泡沫中的小珠儿。而我在吸他的血。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我们跑到大城市一没成为杜月笙二没成为宋祖德，都在吸他的血。说起来这是羞耻的事，但在父亲那里不容分说。

二〇〇九年，六十四岁的父亲中风。像往常一样，这个不幸的事是隔了一阵我才知道的，因为怕影响我那狗屁不是的工作。我赶回去时，他刚从昏迷中醒来不久，偏瘫。就是在那时，这个一世强悍走路永远像中年人呼呼有风的父亲，对我们露出歉疚的笑。因为我们要清理他的粪便。他成为医生懊恼的对象，因为总是迫不及待要站起来——他扰乱了正常的恢复程序。就像在我小时，他总是迫不及待让我将三百首唐诗背完。

二〇一〇年十月，因为堂兄猝死，我赶回老家，敲门没人应，便等。十来分钟后，父亲从二楼摸索下来，他拖着萎缩的右腿，捉着毫无知觉的右手，给我开了门。上楼后，在问过几句现状后，他便开始躺在床上，用右手握住一瓶矿泉水，然后用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方画出一个圆圈。这是他锻炼的方式之一。每天他还会独自出门，锻炼行走能力。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他还能健步如飞，而我们早已放弃。他正如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只许战死，不可战败。

吃饭时，他要我弟弟弄一台废弃电脑来，他要重新学习打字（过去他用双手学会过一次）。我们说这是干什么。他便有些惭愧，说是想将自己写的诗打出来，寄给一家诗词杂志。我们提出要帮他解决这事，他便取出身上的一张纸，那上边的字颤颤抖抖，是用左手写的：

《病中》

余中风近两年，虽全力锻炼，收效甚微。近来又再跌跤……

细雨潺愁挂满天，秋风败叶总牵连。
黄昏饱蘸伤心泪，静夜偷灯洗不眠。

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
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两年未扫架生尘，抽本诗书慰泪痕。
谁料此间花似锦，却忘灰土染香魂。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我认识的他其实不是他，因此悲伤不已。在我将这首诗带至北京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要求更正诗里的一个字，便是将“细雨潺愁”改为“细雨添愁”，他觉得这样更好。

在我们的生命中，从来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没有我给他打电话。即使是这首诗，我也没有好好给他找到一个发表渠道。我是个懦弱的人，心里只想着“怎样给他安装一双翅膀”这样不靠谱的事。